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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高山苗村的十年之变-中新网

发布日期:2020-07-31 07:2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一个高山苗村的十年之变

  

  云南红河永胜村通过外出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,人均年收入由1600多元增至6000元

  7月5日6点半钟,云南红河州屏边县永胜村。天边刚刚露出微曦,村小学的起床音乐在山间响起。54岁的永胜村党总支书记杨国林细心地把一捆捆芭蕉叶切碎,再拌上玉米面,去喂自家的4头牛。

  杨国林家是一栋2层的砖房,屋顶吊脚,保留着苗族建筑的风格,墙面和柱子上的红砖裸露在外,有些已经磨损了。就在他家的旁边,几栋崭新的小楼依次矗立,青瓦黄墙,巨大的落地窗上有传统的木格,水泥钢筋的房屋上,又搭建起苗式的吊脚楼。

  “7年前,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,现在,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。”杨国林坐在院子里,捧起水烟筒,他的妻子则在厨房里准备早饭,白米饭,地里摘的新鲜蔬菜、一小块腊肉、山上捡来的菌子,组成了他们一家四口的早餐。

  作为大山深处的一个苗族村寨,2000多村民散居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中。10年前,这里还过着原始而闭塞的农耕生活,人们在陡峭的坡地上刀耕火种,人均年收入1600多元。

  10年之间,这里通过外出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,踏上了摆脱贫困之路。去年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000元,超出了脱贫的标准。

  有人踏出群山,看见更广阔的世界,也有人回归故乡,振兴家园。对于他们来说,脱贫不仅仅甩掉了穷帽子,更是一次人生的改变,一次追逐现代化的负重爬坡之旅。

7月9日,王树元带着4岁的女儿王国敏一起听县里的农技员在田间教授果树管理的知识。几年前,他响应当地政府号召,将自家的玉米地改种枇杷,今年卖了5万多元,他不打算出去打工了。

  “猪屎村”的“幸福”

  永胜村是一个纯苗寨,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,12个村民小组,村委会所在的自然村叫“母租白”。

  母租白是一个“彝语”译名,意为“太阳最晚落山”的地方。百年前,这里还是彝族聚居地,后来彝族村民迁徙,杨国林他们的祖先便在这里落脚,原来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。

  过去数十年,这个大山中的苗寨似乎一直遗落在时代的洪流之外,村民们延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,在陡峭的山坡上种玉米,在河沟里种稻子。山地贫瘠,庄稼的产量不足外面的一半,玉米丰产时,亩产不过300-400斤,年景不好,可能颗粒无收。村里每年有三成的村民,要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度日。

  杨国林就出生在母租白,他告诉记者,那时候,一家人住在土房中,一年到头,粮食都很紧张,养一头猪,过年杀了,卖几个钱,就觉得是最“美好”的生活了。

  村里的环境更差,茅草屋、土坯房随意乱建,村路都是土路,再加上禽畜乱跑,到处都是粪便,一下雨,粪便和泥泞混合在一起,要穿长筒雨鞋才能出门。母租白??“太阳最晚落山”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,没人会提起,人们更多用“猪屎村”来称呼这个村子。

  2007年,杨国林走出大山,到州府蒙自的一家葡萄园打工,他是第一个走出母租白的村民,也是整个永胜村7个自然村里最早外出务工的。

  2010年,杨国林响应屏边县政府号召,回到村里,准备种植枇杷。“刚回来的时候,觉得不能适应了,不是村里变好了,而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后,忽然发现,自己的村子怎么会这么差?”

  王广平也是最早外出务工的那一批人,他出生于永胜村的另一个自然村格咪底,结婚后不久,就和妻子外出打工,赴新疆种棉花。

  “那时候,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少。”王广平说,世代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,既不熟悉外界,也对外面的生活不感兴趣。再加上大多数人文化水平很低,不会说普通话,也不会算账,给人干一年,连自己赚多少钱都算不清楚,也就不想出去了。

  2014年,永胜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57户1136人,占全村1986人的一半还多。但即便如此,人们也不愿意外出务工。永胜村所在的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,他到每一个村里,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村民开会,开会的唯一目的,就是告诉高山苗寨里的村民们,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,山里的村民们,又该过怎样的生活。

  杨国林也有同样的感受。脱贫攻坚刚开始的时候,政府曾邀请企业到永胜村招工,结果被村民当成骗子,赶了出去。

7月5日,永胜村驻村工作队员任建瑶入户检查村民家里的人居环境状况。她有一份打印的卫星地图,上面标注着村里每家人的位置,这样的图还有7张。

  “棉花房”和“半边楼”

  不过,反复的思想工作,以及先行者的示范效应,终究还是起到了作用。“我是母租白第一个外出打工的,也是第一个盖砖房的,2013年,我的房子盖起来,是当时村里最好的。一下子,很多人相信了,外面能赚到钱。”杨国林说。

  王广平和同去新疆打工种棉花的村民们,也在过年时带着钱回家了,这也成为了村民们参考的对象,“那几年,永胜村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起来。”杨国林说,据村里统计,10年来共有500多人外出打工,占了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。

  从杨国林盖房子到现在,7年过去了,村里更多的新房子盖了起来。和杨国林老式的砖房不同,新房子大多是明亮、鲜艳的新式小楼。就在杨国林的左右隔壁,他的两个兄弟的小楼都是新盖的,巨大的落地窗,把阳光接引到室内,屋里窗明几净,现代化的家电一应俱全。

  村委会主任熊国清告诉记者,永胜村第一批盖房子的高峰是在2014年,当年红河州启动“美丽家园”计划,鼓励村民改造旧居,最高的政府可以补助3万元。那时候,外出打工的人多了,也开始有了余钱。政府补助恰好让他们有了一个契机,自己掏出打工赚来的钱,加上政府补助,就把房子盖起来了。

  永胜村最初的务工者,大多在新疆种棉花,这是一份收入有保障且不需要多少专业技能的工作,所以颇受欢迎,种棉花赚了钱,回家盖起来房子,这些房子就被村民们叫做“棉花房”。

  “村里一多半的房子,都是棉花房。”熊国清说。

  记者注意到,除了已建成的新式小楼,村里还有很多盖到一半的房子,村民们称为“半边楼”。熊国清介绍说:“一般第一层都是政策补助盖起来的,后来村民们赚到了钱,自己加盖。有的盖到一半没钱了,就出去打工赚钱,赚到钱再回来接着盖。”

  7月7日,杨祖德家正在改造自家的“半边楼”。杨祖德家有10口人,两个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打工,2013年,他们推平了原来的土坯房,盖了两层的新房,“花了25万,政府补助了3万,贷款8万,都是兄弟俩打工赚的钱。”杨祖德说。

  这幢房子主要是杨祖德夫妻带着几个孙子住。不过,房子并没有完全盖好,还缺个厨房和浴室,今年,杨祖德攒够了钱,打算把厨房和浴室盖起来,顺便再盖一间存放粮食杂物的储物间。

  种玉米还是种枇杷,这是个问题

  外出务工给闭塞而贫穷的苗寨村民们,带来了新的生活。然而,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,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。

  77岁的王英兰家是特殊困难家庭。王英兰家原本有7口人,她,儿子儿媳,4个孙子。几年前,在外打工的儿子意外身亡。尽管有驻村干部、驻村工作队、县乡挂包单位干部的帮助,但儿媳妇外出打工,抚养孙子们的工作,大部分仍要靠她完成,这对一位77岁且多病的老人来说,负担仍然极重。

  新现镇党委副书记黄涛表示,乡村的振兴,得有乡村自身的动力,外出务工确实能够帮助贫困家庭快速脱贫,但也会带来劳力流失、妇孺留守等问题,所以,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才能让村子有持续发展的可能。

  屏边县山高沟深,生存环境恶劣,如何在大山里发展起自己的产业?事实上,过去许多年里,包括在扶贫脱贫的工作中,屏边县也曾尝试过很多产业,但多数不算成功。在2010年左右,屏边县开始从自身的传统产业??农业出发,寻找发展的契机。

  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,2014年以来,屏边县重点推动枇杷、荔枝、猕猴桃等几种特色水果种植,新现镇地处高海拔区域,适合枇杷种植,而永胜村是枇杷产业发展较快的村子。

  杨国林记得,当初推行枇杷种植时,村民们不愿意,矛盾一度难以解开。“当时政府出资买苗,政府帮忙种植,一直到3年挂果,再交给农民自己管理经营,也就是说,村民什么也不用管,等3年收获就可以了,即便如此,一开始也没什么人愿意种”。

  王广平就是不愿意种的村民之一,他们一家常年在外打工,并不看好枇杷种植的效益,也没时间管理。更多人担心枇杷种植会影响种玉米,种玉米虽收获不多,但当年就能见效,种枇杷3年没收益,3年后怎样还不知道,所以大部分村民不同意。

  杨国林说,当时做了很多工作,比如王广平,他是村民小组的组长,我们动员他起带头作用。再比如担心不能种玉米的农户,我们告诉他,枇杷树刚栽的时候要遮阴,完全可以套种玉米。

  王广平最终种了12亩枇杷,2019年第一次挂果,到2020年,12亩枇杷卖了8万多元。村里种得最多的,可以卖到10多万,少的也有4、5万。永胜村的枇杷产业正在逐渐成型,更多的人开始主动扩大种植。“现在有200多户种植枇杷的。”杨国林说。

  “能在家门口赚钱,谁愿意背井离乡”

  村里的产业在发展,但村民们的素质仍待提升,杨国林说,挂果之后,政府把枇杷地交还给村民管理,但很多人缺乏技术,也缺乏管理的意识,“怎么剪枝,怎么疏果,都要学,但一开始,学的人少,有的人干脆就扔在地里不管,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。”

  从完全靠天吃饭的玉米种植,到需要精细管理的果树种植,村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。挂包永胜村的县政协每年都会邀请农业技术人员,到永胜村的各个枇杷地里进行现场教学,教村民们如何在果树生长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更好的管理。

  7月9日,新的一次培训在格咪底村的枇杷地里进行,培训的老师是县林业局的技术员,永胜村各个自然村几十位村民走到地里,跟老师学习怎样剪枝塑性。

  “树的中心要剪开,透光透气,在合适的地方让侧枝生长,还要给侧枝塑性,让它们分布得更合理……”

  听课的大部分是年轻人,王树元骑着摩托车,带着4岁的小女儿一起来听。王树元和妻子原本都在外地打工,但今年枇杷卖得不错,卖了5万多,妻子出去打工了,他就留在家里,一方面管理枇杷地,一方面也照顾孩子。

  一个多小时的讲解结束,老师被一位村民拉到自家地里请教,还有人站在路边等待咨询。

  杨国林告诉记者,永胜村目前一共有5000多亩枇杷,其中2000多亩挂果了,这些挂果的枇杷,都需要有人精心管理,不能再放养了,更重要的是,枇杷的收益,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,看到了在家里赚钱的可能,“能在家门口赚钱,谁愿意背井离乡呢。”

  王广平夫妻俩也都留在了家里,枇杷收益不错,也能照顾家人,他们觉得,还是留在家里更好一点儿。

  2019年底到2020年初的这一茬枇杷,价格不错,最高的可以卖到20多元每公斤,王树元告诉记者,枇杷成熟的时候,山上的沙石路上,停了一溜大车,都是来收枇杷的。

  “现在就是路还不好走,收枇杷的车进出比较麻烦,而且山坡上的田间路也不多,成熟的枇杷,大部分还要靠人背马驮才能运到路边。”王树元说。

  杨国林种枇杷不多,他种了30多亩猕猴桃,地就在格咪底村另一边的山坡上。

  种果树10年,杨国林自己也成了专家,经常有外村的人来请他去指导。不过,他也面临着和王树元他们一样的困难??生产道路不足。“大部分耕地都是坡地,有些地坡度很陡,以前全靠人力和畜力,过去常有骡马从山坡上滚下来摔死,所以路特别重要。”

  从村委会到杨国林的猕猴桃地里,要走20分钟左右的沙石路,还要经过一条600多米的下坡土路。这条土路原本并不存在,2017年初,杨国林承包了山坡上的30多亩地,准备种猕猴桃时,才自己出资请人修的这条路,花了3万元。这条路修成后,不仅杨国林家可以用,沿途的15家200多亩地也都方便种植了。

  杨国林告诉记者,包括树苗、供猕猴桃攀援的铁丝网、修路等,他一次性投入了30万元,“材料成本不算高,但人工太高了,在平地上,干一天活100块,在山地上就得翻一番。”

  2019年,杨国林的猕猴桃已经有了收益,卖了15万元左右。

  其实,杨国林想过要做设施农业,但在陡坡上盖温室大棚,成本太高了,而且道路没通,即便想投入,也还缺乏条件。

  “当前,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仍存在不足,尤其是自然村之间的道路、田间道路,在我们的规划中,也在不断地加强这方面的建设。”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说。

7月9日,39岁的王广平在自家的枇杷地里干活。此前多年,他一直在外出务工,今年他家的枇杷已经进入挂果期,收入不错,他不再外出打工。

  从5辆摩托车到20辆小汽车

  虽然村里的道路还有待完善,但在杨国林看来,相比10年前,已经好不少了。以前的路都是土路,一遇下雨便泥泞不堪。现在各自然村里的路面硬化、自然村之间的沙石路铺设几乎都已经完成。“最直观的感受,就是村里的车多了,以前,全村的摩托车一共也就5辆左右,2014年到2016年,是摩托车增加最快的时候,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,2018-2019年,则是小汽车增加最快的时候,现在全村差不多有20辆小汽车。现在汽车还到不了地头,但摩托车完全可以了”。

  永胜村最远的一个自然村,叫岩羊冲,这个村一共12户人家,因为地处山体滑坡区域,已经全村生态搬迁到镇上。

  48岁的杨保生,就是搬迁户之一。杨保生以前在州府蒙自打工,妻子去世后,杨保生要照顾两个孩子,不能外出打工了,就在镇上打点儿零工,兼顾着原来村里的地。安置点有就业帮扶的人员,他们可以帮助像杨保生这样的搬迁户,就近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  杨保生的新家,在新现镇安置点的一栋居民楼中,楼房也是苗族风格,吊脚楼、米黄墙、木格窗,三居室,两个卧室住人,一个卧室当储物间,客厅向阳,很宽敞。记者注意到,屋里的各个窗户都有崭新的窗帘,唯有客厅的落地窗没有窗帘,杨保生告诉记者,是他故意没装的,“这样亮堂、畅快”。

  7月10日晚上7点多,在母租白的永胜村委会院子里,一场演出正在进行。这是新现镇文艺演出队“送戏下乡”的活动,演员都是来自各村文艺队的群众。

  灯光亮起,演员们轮番登场,永胜村的文艺队也演了三个节目,有苗族舞蹈,也有苗族芦笙表演。

  最后上场的是杨国林,他不会跳舞,但即兴用苗语朗诵了一首诗:“小康不是等来的,坐在墙边晒太阳不可能小康,要走出去,要干起来……”

  A08-A09版采写、摄影/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

【编辑:于晓】